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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南华附一医院乱收费人民法院不作为

  我叫汪延春,现年56岁,系衡阳县界牌镇农民,因脊柱压缩性骨折,于去年7月入住附一医院。因该院对患者行使欺诈性服务,其一:服务质量欺诈。用二类手术资质的医生,对我实施四类手术(该手术已被省卫生厅认定为四类手术)。其二:服务价格的欺诈。患方根据《民诉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在收到二审传票的第四天(6月18日)向中院递交了“委托鉴定申请书”请求对其乱收费进行鉴定,二审主审法官要患方将医方乱收费打印成表册,并要说明“不认可”的理由,以便庭审时双方质对,由医方倒置举证认定,而在今年7月18日二审庭审中,医方律师面对该表感叹地说:“要造出这样的表,没有专业的医疗技术水平和专职的会计资格,这样的表是造不出的。”并没有倒置举证证明哪一分钱不是事实,理应锁定该案的乱收费金额为22517元。而中院在二审判决书中却称:“对于上诉人汪延春提出多收费的问题,因被上诉人附一医院是否存在多收费或者乱收费的问题,不属法院职权范围,故原审法院对汪延春提出的多收医疗费而加倍赔偿的请求,不予支持是正确的,本院应予以维持。”本应由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而法院却托词:“不属法院职权范围”而不作为。实际上是对医方的纵容庇护。

  患方在一审民事起诉状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之规定,要医方承担欺诈经营的责任,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加倍赔偿全部医疗费用共计79698.64元;请求二:判令被告提供医疗服务多收原告费用17047.81元,加倍赔偿即34095.6元。实际就是侵权纠纷,而石鼓法院强行列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故患方在二审的民事上诉状中:“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衡阳市石鼓法院作出的(2011)石民一初字第341号民事判决书。现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是:“请求依法撤销(2011)石民一初字第341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民事诉状的诉讼请求。”而中院在二审判决书称: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是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与本案事实一致,且上诉人在上诉中对本案定性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并未提出异议。故不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4条、第107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2011)石民一初字第341号民事判决;二、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汪延春医疗费用39849.32元;……”法院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指鹿为马,硬将侵权纠纷定性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而判决,为医方开脱欺诈性服务罪责,显然是法院为医院戴“套”,而导演一曲“戴避孕套不算强奸”的恶作剧。

  (二)变相窃取农合资金,本案农合报销金额为11158元,比医药发票总金额39270.32元,乱收费22517元中,农合损失资金为6397.88元。附一是三甲大医院,每天就诊数以千计,结合成该案例为基准估算,每天进出院均按50人计,农合一天就损失资金约为32万元,农民入农合是否得到好处,22517元-11158元=11359元,农民在不享受农合待遇的前提下,还要被医院盘剥11359元,查该院在农合报表中的检查费和化验费项目及编码与给病人的每日清单相对照,竞有32项完全对不上号,金额为931元,国家的爱民之策、为民之举,到了附一医院就变成了残民之术。

  草怕严霜霜怕日,百姓就怕官不正,患者16个月维权,两审恣意延长判决就达5个月,官司打得起而拖不起,致使维权成本达三万以上。法院有权,权大于法,医院有钱,钱权交易,聚敛民财,盘剥百姓,食民而肥,蠹政害民,若不严惩,会使不法之贪官心存侥幸,继续为非作歹,将会形成一个护贪、助贪,进而吃贪的贪官恶势力。

  附一本是有“贞节牌坊”的三甲大医院,采用不正当的手段,牟取不正当利益,服务质量的欺诈、服务价格的欺诈对病人双管齐下,已成为衡阳市乃至周边的社会毒瘤,天怒人怨,人神共愤,严重地妨害了社会和谐,而集祸国殃民于一身。敬请上级领导主管及职能部门施以雷霆手段,纠举惩治。敬请各新闻媒体为天下苍生登高一呼,伸张正义,造福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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