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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伟大朝代:宋真宗拉动内需反腐倡廉促经济(二)

  关于“澶渊之盟”,历来颇多非议,否定者认为这是胜算下的城下之盟。殊不知,虽然辽军腹背受敌,但已击败宋军第一线主力,长驱直入,折损大量宋军;同时宋人也因争战多年却无法击败辽军取得最后的胜利而倾向议和。

  民意如此,人心向背啊。宋真宗要的是和谐—友邦的和谐,民众的和谐。于是,宋辽签盟,从此交好达百年之久。

  何况,虽然“澶渊之盟”后宋朝纳岁币换取了和平,可并非像某些教科书所言“大大加重了北宋人民的负担,加剧了北宋的财政危机”那么简单:从公元979年,真宗之父赵光义北征开始,宋辽之战已经打了25年了,其间北宋损兵折将,人民生灵涂炭,难道还应继续吗?这种生死相搏,要最终博弈到何时,且宋朝彻底胜算又有几何?

  每年扔出去30万两白银,谁都心痛,可是否了解当时宋朝在北方战线上应付一场战争,需要投入怎样的国力物资?

  当时宋年收入一亿,而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事所耗费的军费就高达3000万,这是多么恐怖的数字。即位近七年来,宋真宗一共应付了多少场超级战争?相比之下,这30万两岁贡的确是九牛之一毛!但年30万岁贡对于经济拮据的契丹来讲,无疑是天上掉的大馅饼。

  到此,如果说后人对“澶渊之盟”还有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它使北宋失去了中原帝国的威仪,番邦外夷竟未臣服!其实“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世以齿论”不是很好吗,何必非要自居“父皇帝”?兄弟和谐相处,于神宗而言,其结果就是:

  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和约之后得以增加,在宋线万。可以说,没有五年前的和约,就没有1009年的繁华似锦。

  众所周知,真宗是位诗人,脍炙人口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出自他的名篇《励学篇》。不过这次却非他的即兴之作,而是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革除各种弊端。

  有宋一朝,经济发达,尤善商贾,尽管赵宋的面积、人口、资源都比前朝李唐差得多,但是,宋朝的经济,在像1009年这般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时,岁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灾害频仍,岁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

  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官员接触钱财的机会也由此多了起来。然而北宋时期官员赃罪(贪污)的现象却减少了,尤其与相距较近的唐朝、明朝相比,更是稀少。借宋人朱熹《观书有感》一问:问渠哪得“清”如许呢?

  为有源头活水来!我想真宗所提之“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有这样的活水注入,何愁为官不清呢?

  宋代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有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凡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定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

  一个官员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这就使官员贪污受到牵制。

  宋代吏部设有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

  “德治”就是以道德教育,启迪官吏的道德良知,使之不去越轨,但它必须与“法治”相结合:以法律约束,令其奉公守法,不敢贪污。为达到《文武七条》之“奉公”(廉洁奉公)宗旨,神宗倡廉工作的一大重点是加强监察官员自身的廉政建设。

  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1009年九月,真宗“诏诸路官吏蠹政害民,转运使、提点刑狱官不举察者坐之”。

  对于失察的监察官,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王曙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张观任解州通判,因“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被降监河中府税;河北路走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边肃贪纵故也”。

  因为这些廉政举措,1009年的北宋,可谓政治清明,这更加速了宋王朝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一个被《清明上河图》千秋歌颂的时代正拉开序幕将北宋王朝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等待着百年后张择端的那支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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